韩松的博客

奥运会：北京的赤壁

吴宇森说他的《赤壁》是为北京奥运而拍的。这是一部象征主义（兼爱国主义）的作品，特意赶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奥运倒计时一个月这天上映。北京奥组委与吴宇森商定，欲以《赤壁》鼓舞全国人民和中国奥运军团的士气。正是大战在际，大军对垒。北京的三国正严阵以待，西方国家，新兴经济体，广大的落后国家，早已充满了阴谋阳谋，剑拔弩张，遭遇战连连，正准备以小搏大，以弱胜强呢。好一场会战，还没有开始，已然充满了严正、时尚、暧昧和笑场。那么，谁是刘备呢？谁是那个以人为本的刘备呢？哦，是他呀……而刘翔尚未起跑，便已具备了赵子龙般的悲壮，代表了中国男人困境中的竭力一搏，要忠君啊，面对那曹贼（当然不是普通运动员如蔡瑁董允，而是布什啊布朗啊萨科奇啊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所以，当吴宇森从重兵把守的赤壁关隘上放出白鸽时，人们眼前不禁一亮，知道那自然是暗喻戒备森严的鸟巢了。当然还有科技奥运了，瞧那金光阵和八卦阵，这就是在说张艺谋的开幕式表演了，才故意拍得那么搞笑吧。张艺谋是诸葛亮吗？周瑜呢？斯皮尔伯格吗？先是朋友，后是对头。赤壁一战，焰火是免不了的了，所以奥运会必定要请来蔡国强（再想一想他做的“草船借箭”啊），那诡异的“玩火艺术”，有点儿孙权的意味吧。当然，奥运会和《赤壁》的最大共同点，就是，这从头到尾都是男人导演的盛宴，是握有权柄的一群男人，在那里雄心勃勃而紧张不安着哪。
所以，像奥运会一样，《赤壁》是导演出来的。投了那么大的资，是要精心做的。看了开头还很担心，以为只会像《亮剑》一样讲故事，但很快来劲了，因为，像蔡国强一样，吴宇森开始表现艺术了。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表现战争，也知道用文戏，如张飞写字，刘备编草鞋。细节颇有灵感，窗外的雨滴，诸葛亮接生小牛。写人，不直接写人，而是移情于物。人物出场各有特点，既有正面写的，也有用间接的手法，如诸葛见周瑜，大写排兵，吹笛，弹琴，品茗。几处羽扇的出现都有讲究。语言也妙趣横生。总之，在人文奥运的把握方面，《赤壁》值得奥组委官员再好好学习七年。那些说《赤壁》不好的人原来统统都是在嫉妒……但关键是武戏（大概因为是要嘲弄张艺谋的开幕式的意思）拍得实在是差，一旦短兵相接，就装作不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赤壁》一定会吸引目光，一定会爆场，一定会赚到票房，一定会拥抱世界，前提是还一定展示了中国元素呢。那么，看了《赤壁》，还要不要看奥运会呢？那就留给小乔同志来决定吧。

奉上级指示，北京必须开好奥运会

前一阵，与广东来的一位朋友吃饭，她说，北京真让人吃惊啊，比如坐地铁，广播通知说“北京站通过不停车”，前面居然还要加一句“奉上级指示”。
我一想确是，但自己在北京呆久了，不觉得。她不说，我还真没感到有什么吃惊。
北京申奥成功七周年的前一天，我坐地铁，又听到大喇叭中传来“奉上级指示，往和平门方向列车停运”。此时的感觉已是非常之深刻了。
我急忙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都面无表情摇头说不知。
我就打电话让编辑部准备发稿。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人在朝阳门跳下地铁了。
当然，不知道那人是否是“奉上级指示”跳下地铁的。据说警方还在调查原因。
我多么希望北京在所有的地铁车厢里都刷上中英文的告示呀：“奉上级指示，奥运期间，任何人不得跳下地铁。”

女人就是女人

汶川地震后，不知怎么的，由男人们倡导，兴起了一股书写和歌颂女英雄的风潮，展示中国女人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伟大风采，因此，编辑们在拿到《特写：“如果你再做我的孩子”——地震中丧子母亲心伤未愈》这篇稿件时，一时都打不定主意该不该发了。他们觉得稿子似乎有一些“悲观和阴暗”，也就是琐琐碎碎地写了几个普通母亲，在地震一个半月后，还在苦苦思念她们遇难的孩子。比如有一位母亲，在女儿照片的背面，每天给她写一段话。她写道：“孩子，无论你在天堂，还是重新来到人间。爸爸妈妈心里都有你，我们永远都是爱着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还有一位母亲，找不到女儿，也找不到她的照片了，只有手机上存了几张，她就经常拿出来看，并至今还在托人在网上找女儿。还有一位母亲，说地震前一天就是母亲节，女儿给打电话祝她节日快乐，“挂了电话门铃就响了，她笑嘻嘻地站在门外。我现在常梦见她笑嘻嘻的样子。”她说女儿很孝顺，是北川中学高一的，“我身体不好，她放学回家给我做完晚饭，才去上晚自习。”这些母亲都不是女英雄。她们只是在地震一个半月后仍在思念孩子的普通女人。编辑向我请示，要不要发。我表示要发。除了被这几位母亲打动外，大概也是自私地觉得，写那么多女英雄，读者要说你性别歧视该怎么解释哩？一不小心，还被人看出了男人的自大心和自卑心的流露。无论怎样，这是一场男人主导的抗震救灾。男人们现在正忙着塑造他们理想中的女英雄。当然，在发上述稿件的时候，我们也增加了几段诸如“灾后重建是一项超出想象的艰难工作”、“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的背景。也请写作此文的记者理解吧。回想起来，在那段亢奋而迷乱的时间里，我在修改记者稿件时，也犯过不少错误，也是类似于要体现“伟大风采”吧——有关于男人的，有关于女人的，也有关于外国人的。每想到这些，就有一种对党对国对人民对记者的负疚感。我觉得我还要好好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

奥运火炬到西藏

地震使得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火炬为地震让路”，这是新华社的一篇稿件的标题。但最初似乎是不让路的，因为地震之后，北京奥组委就心急火燎地表态，说火炬传递路线和方式不会因地震改变。我当时心想怎么会不可能呢？结果最后还是要变。四川的变了。西藏的也变了。《西藏日报》说：“5·12”汶川大地震后，按照北京奥组委的统一安排，火炬在西藏的传递作了调整，由原来的传递总长度26.6公里调整至现在的9.3公里，传递时间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3小时，原定山南地区的火炬传递活动被取消。（当然，我还是没十分看明白西藏的变化跟地震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当然可能还会更多的变化，包括现在晓得不要再说不吉利话了，什么“奥运圣火征服珠峰”呀之类。也有人建议，张艺谋别把开幕式搞得那么阴森，地震不就是因为他硬要把地下的兵马俑什么的弄到地上来秀一秀才引起的么。当然，如果能使地震死的人复生，中国一块金牌也不得，也是可以的。但中国仍然要争夺金牌，因为遇难者“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不管怎样，火炬终于到了西藏了。一个月前，火炬历经千辛万苦，因为西藏问题，熄灭诸次，创下纪录。而回国后，本想一路顺风，但哪料又来这么一震，它不以奥组委的意志为转移，让路了，低调了。然而一到了西藏，好像又高调起来了。《西藏日报》说：“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对奥运会的干扰破坏不仅没有减弱高原人民支持北京奥运的热情，反而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对奥运会的期盼之情！”世代生活在拉萨的多吉老人翘起大指拇说：“奥运圣火在拉萨传递，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一如既往的关怀和鼓励！”乃东县结巴乡卡当村三组的村民次仁旺姆说：“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真幸福，现在村里都在盼着奥运会的举办！”

我不禁有些怀念起一个月前的情形了。比如，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神秘的中国籍护跑手（被外国人称作红灯照的），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一言不发，就把火炬给弄熄了，又一言不发，步调一致地飞跑掉了，剩下外国火炬手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面面相觑。但外国人怎么能理解呢？护跑者怎么又是红灯照义和团呢？他们戴着黑墨镜，帽檐压得很低，报纸说他们是武警，也就是后来参加抗震救灾的、我们最可爱的人。所以，怎么是红灯照义和团呢？最多，这只会让人想起一部电影，也就是《阿甘正传》。路透社拍过一张首尔火炬接力的照片，大概是从人行天桥的高处俯拍下来的，前面是一个火炬手，左右及身后有一百多名警察，穿着运动衣跟着跑，两边还有骑自行车、摩托车的警察在跟着跑。外围还有群众跟着跑。阿甘当年就是这样跑过美国大陆的。后来他跑了一阵，停下来，说：我累了，不跑了。

这一幕，在西藏大约是看不到了。

地震一个月，我快变傻了

一个月了。余震还在继续。还震到了青海和内蒙古。我说华北要震，果然就震了。我接到一位仍在灾区帮助灾民的朋友来信，“基本上，我已经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和这个话题了，虽然离开了说不定会非常惦念，还会忍不住回来，但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早已超负荷了，人们个个都很坚强，泰然，可整个气氛就是那么压抑和不愉快。”

我最近也老是觉得很压抑和不愉快，说不出原因，但这位朋友一下说出了我的感觉，所以我有些吃惊。

昨天上午在外面开完一个会，回来的路上，看到商店里有人在说，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原来是一个军官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电视直播，抗震救灾首场报告会。我也驻足看了一会儿。终于看出演讲者是个女的。本来，是一个最可爱的人，怎么变得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感觉呢？她把很真实的很感人的怎么都说成那样了呢？我赶忙谴责自己。后来我又坐公共汽车回单位，车里的电视也在播这个节目。我想可能全国的几亿台电视都在播这个节目。演讲者的声音都很失真，四川话都说得不像四川话了，当然普通话就说得更不像普通话了。

而另一个同样在电视上风光了一把的“范跑跑”，还在引起中国人民的辩论，一个月后，他竟也成了英雄。就因为郭松民骂了他是杂种和畜牲，所以很多人倒过来支持他了。世界看不懂了。他当然是杂种和畜牲，因为平时这样的事见太多了，又不是在地震中，辛辛苦苦做事的，像那像男人的女军官似的人，到头来还真不一定能得到好处，而那些不做事的，大事小事面前想方设办首先保住自己的，看吧，最后往往都混得不错，住的房子又大，还得到提拔。所以这才是“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坦诚”。当然，看看范美忠长得那德性，整个就是一小人。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也是相信骨相学的。但范氏骨相在中国很吃香。很多当官的都长得是这样。社会需要的是小人，而大难来了还不知跑的老实人是要吃亏的。

郎咸平说网友骂马云和王石骂得好，他最多骂王八蛋，但骂不到网友那样的水平。因为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比如国营企业做不好，大家都找理由，说因为不是自己的。但民营企业呢？民营企业是自己的了，但总要聘副总经理科长是吧？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些副总经理科长也都不想做好，而总是算计着董事长呢？所以说中国没有人愿意真正地为企业卖力打工。这一点跟欧美国家就是不同。郎咸平解释是“血不同”。

当然，这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的领导太坏了，中国的下属才都不想卖力打工，比如领导在关键时刻都首先想着乌纱帽。大河水都没有，你让小河唱什么歌呢？但回过头来讲，当官的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不是空降的，他们就是从一个个的“范跑跑”的位置上爬上去的。有点儿职业道德的人都震死了，没良心的活下来不就都有机会爬上去了吗？

所以“范跑跑”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悲哀。他是坦诚吗？他是学生说了他“老师你怎么一溜烟先跑了”之后才写文章为自己辩解的。否则他怎么会说？

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孕育的，跟在不在地震现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李国文说，“你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矮子，但千万不能以为已是侏儒而津津自得。”但不津津自得怎么可能成为电视上的明星呢？中国人从这场地震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怎样说话方能使自己显得正确。

所以我那位朋友说，“我快变傻了。”

直升机真挺让人揪心

都五天了还没有找到地震灾区的失事直升机！我国已经出动了一万多人去找，昨天又紧急从四川省军区增调两千多人去找。机上那些乘员的命运真让人揪心。特别是那几名解放军！陆航的事迹真让人感动。真希望他们能好好活着归来。同时，这几天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就是当年中美南海撞机后，我们找了好久的，那跳伞的飞行员王海，最后也还是没有找着。另外我还想到了英国人在尼斯湖里拉网搜索水兽的场面，以及外星人劫持案中那些失踪的地球人，还有时空隧道什么的。也许不该想这么多，请原谅，但不知怎么的还是想到了。都很不幸。

很多人看了抗震救灾的电视直播后都很感动，建议中国要大力飞展直升机，像乔良曾经在《末日之门》里写的那样。但这次的失事的确也暴露出了直升机的脆弱性，不光是像在汶川这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想当年伊拉克农民一枪就打下一架AH-64，因为据说步兵轻武发射穿甲弹就能击穿直升机的轻型装甲。战争中被打下最多的飞行器之一就是直升机。早在一九七三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用F-4鬼怪式战斗机打下了埃及的十二架米-8直升机，也就是这回我们失踪的米-171，是米-8的出口版本，或米-17的改进型号。关键是，打下来后，今后还可能连飞行员在哪里都找不到。

除了直升机，抗震救灾还凸显了发展大飞机的必要性，今后运解放军就没必要从民航调飞机运了，不过，看了电视后也挺让人揪心的。那十五个伞兵冒着生命危险就这么跳下去了，而下面据说到处都是高压电线，所以后面用圆伞的就不能跳了。所以今后打起仗来，挺让人揪心的。解放军大多是农民的孩子。跳伞前先要派一大批飞豹用集束火箭弹把下面的高压电线统统炸掉吧。

但不管怎样，这回的抗震救灾，还是凸显了发展直升机和大飞机的迫切性，但我也觉得，发展无人机也是很有必要的，包括直升机的无人化，像美国的火力侦察兵和X2。美国人一年投几十亿美元研制无人机。这是大趋势。但这次抗震救灾中，从报道中看，我国的无人机出动得好像比较晚了，也不太正规不成组织体系，像航模爱好者似的。我还觉得本来这该是最重要的。这是另一个技术含量的问题。当然今后用来作空中攻击平台，万一丢掉了，也不用派一万多人拉网找了。

另外，从汶川地震联想到未来战争的事情，比如很多愤青说要跟日本打啊，要跟美国打啊，就是另外的一种让人揪心了。运程投放能力，搜救能力，技术含量的问题是一个方面，但人的精神还是最可贵的。但我觉得外军看了我抗震救灾的电视直播后，可能觉得除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外，比较有效的一种武器，就是气象武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引发山洪、滑坡和大雾等等似乎都能立竿见影，把任何行动马上变成高危行动。至少根据这次抗震救灾的情况看是这样子的。

另外顺便说一下，直升机与飞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主流媒体总是弄混。热爱解放军就应该了解解放军和他们使用的装备。

怀念黄泓

黄泓是《瞭望东方周刊》创刊四年多来去世的第二位同事。像曾华国一样，她还那么年轻。她是编辑记者中最用功、最敬业的人之一，充满正义感。她曾说：“从新闻系毕业的我满脑子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断地想着痛痛快快地做一回新闻人。”又说：“人是要有一点理想，一点精神的，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话语权代表的记者更是少不得理想。”她还说：“我去法庭听审，听到普通百姓渴望正义的声音；看到了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的生活。矿难，水灾，贫穷，一件件一桩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麻木了，以至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听不得他们口中义愤填膺的不平。难道存在了就是合理的吗？”她真是刻骨铭心地充满对新闻这个职业的追求。每天晚上看中央台新闻频道是她养成的习惯，而我这一点也坚持不了。她太认真了。有一次，光一个冷镜头“F1赛事”，二百五十个字都不到，她几乎翻遍了google上所有相关网页。有的稿子根本就是一个杂乱的记录——无主题变奏，她也想办法去编，运气不好的时候，她周三周四两天要重写两三篇文章（当时《瞭望东方周刊》要求合格的编辑应是一个改写者而不是校对工）。我们一起讨论选题，修改文章。她的见识和思想令我很欣赏，包括是她对《瞭望东方周刊》发展提出的中恳建议。想及此，她的音容笑貌就历历在目，令人哀恸。愿她在天之灵好好安息。这样，她也摆脱了癌症的痛苦。这个世界是无法理喻的，充满了悖论和痛苦。每年，因为疾病、车祸和其他意外而去世的年轻人，加在一起也有汶川地震那么多的人吧？对于一瞬间地震造成的死亡，全国都在呼天抢地，而对于一年之中，那么多的同样的家庭破碎、人类夭亡，却见惯不惊，这也许正是人类那习惯了戏剧性的本性吧。一年，与一秒，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但实际上我们连平时也没有珍惜过，把生与死都稀释了。此刻，回想在刊物时，我颇自以为是，对编辑记者太苛刻，缺乏尊重。给他们的创造空间太少。实际上，正是这些编辑记者锻造了这本刊物，并帮助了我这样的人的成长。而像黄泓那样的有情有义的上海人，使我在此生中难得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下面是黄泓为《瞭望东方周刊》二零零五年春节特刊《过年洗个澡》写的两篇报道。谨以此怀念这位同事。

一、石库门洗澡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里，这种房子没有卫生间，上厕所用马桶，洗澡通常在天井里用木盆洗。住在三楼的是个大学老师，文质彬彬，说话声音细细的，可他却娶了个大嗓门的老婆，北京人，说一口京腔，是个小学老师，平常爱哼哼个样板戏。自从嫁进了石库门，这个勇敢的小学教师开始加入在天井里洗澡的行列。

每晚7点，《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她就提着桶，跑到天井里去洗澡。洗澡之前，她会在天井里喊一嗓子：你们别看我，我要洗澡啦。只要喊完这一嗓子，她就开始心安理得地脱衣洗澡了。石库门有三层楼，一楼到三楼朝南的窗户都是对着天井的。刚开始的时候，有好事者听到这一嗓子，总会禁不住探出头去，悄悄往天井里看一眼。可那个勇敢的小学教师是个“火眼金睛”，只要探一下头，准被她发现。她于是像老师点名一样，无所顾忌地对着上面喊：“某某，别看我洗澡。”“某某，把头转回去。”经她一点名，被点到名的人往往羞愧得无地自容，缩回头去。剩下她一边哼样板戏，一边悠然自得地洗澡。

日子久了，仿佛达成了默契。一楼到三楼的人都知道，样板戏结束了，洗澡也结束了，窗帘也就自动拉开了。只是大学老师从此以后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特殊的称谓：北京人的男人。而北京人，就是那个勇敢的小学教师。

10多年过去了，北京人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现在又回国开公司，生意做得红火，他们一家早就搬出了石库门。儿子的公司在上海接了很多工程，每年年终，除了给相关的关系户送去红包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活动，就是招待关系户们洗澡，高档洗浴中心每场费用通常在800元上下。

年底，儿子多买了两张澡票，给母亲一张，让她去享受洗澡的快乐。可是，进洗浴中心仅仅10分钟，当年何等勇敢的小学老师便逃将出来，回去之后，把儿子狠狠骂了一顿。她说，那个洗浴中心乌烟瘴气，那些漂亮的小姐都是脱得光光的给你按摩；儿子说，那是最最文明的同性按摩，还没涉及异性按摩。母亲说，那些小姐把你身体的方方面面都摸到，全不考虑个人私隐；儿子说，那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敬业的按摩小姐。她说，洗澡是一种享受，但这种享受是个人的，而在洗浴中心，自己的洗澡变成了按摩小姐的工作，自己只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工作对象”，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如果没钱，家里没有卫生间，我还可以去天井里洗澡，但洗浴中心我享受不了，也不让我儿子去。”她固执地说，“招待洗澡，现在人的道德标准真让我害臊。”说这话的时候，她还和当年唱京剧的时候一样——理直气壮。

二、大学教授洗澡

跟一般的人相比，住在学校大院里的人还是很幸福的，各种设施配套齐全，大学的公共浴室就在家属区后面，只要你愿意，凭家属证，随时可以进去洗澡。父亲在东大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忌讳有两个，一是在教学楼上厕所，二是去公共浴室洗澡。父亲上完了课，就是再急，也要回家上厕所，他说，脱了裤子正上厕所，如果有个学生冲你一鞠躬，说老师好，这样怎么还会有“师道尊严”？

至于洗澡，和学生在一起洗澡是父亲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做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怎么也不会光着身子和学生在一起沐浴的，在他眼里，这简直是斯文扫地，有辱“先生”的名声。因此，每当冬天，父亲总要骑上20分钟的自行车，去离家几站路以外的公共浴室洗澡。天下雨，下雪了，父亲就赖在家里，不肯去洗澡，有时候一赖就是一个月。一开始是下雨下雪的日子不洗澡，后来推而广之，外面刮大风了，也不洗澡，天气阴沉了，也不洗澡，工作繁忙就更不用说了。

日子久了，父亲不愿洗澡的恶名就传播开去，以至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要带着我们检查父亲的衣服领子，要是脏了，我们就会唱歌：“小猫要洗澡，小狗熊也要洗澡，先生怎么能不洗澡呢？”每当那个时候，父亲就在一旁嘿嘿傻笑，嘟囔着说：“就洗，就洗，不就是天气不好嘛。”

1999年的时候，我们搬了新家，家里装了热水器，这下，奇迹又一次发生了，父亲不管冬夏，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晚饭过后准时洗澡。冬天，热水器的温度打不上来，我们都怕冷不肯洗澡，父亲还是坚持洗澡，其坚持的程度就像完全换了个人一样。有时，他招呼我们给他拿衣服，我们就在一旁恶作剧似地起哄大叫：“快来看啊，先生又洗澡啦！”

震灾报道：《三联》VS《财经》

《三联生活周刊》的汶川地震专刊似乎出得晚了一些。在5月26日出版的这一期的上面，才看到了有关的报道。而前一期即5月19日出的那期，没有一个字与地震有关，以致于有同事愤怒地说今后再不看《三联》了（另一个遭到同样的批评的是《读者》）。虽然周刊通常会提前出版几天，但仍然应该有时间在最后一刻换版，哪怕有几张照片、有一篇评论的吧。但也许是我们通常对《三联》的期望则在是太高了吧。我们实在是太爱《三联》了。但是，对于5月26日的这期，虽然也充满期待，并且它也的确有不少值得嘉赞之处，但读后总体比较失望。虽是地震专刊，但主要是《三联》的几名记者在四川的个人见闻，整个报道的主体，按地点分为映秀、汶川、北川、彭州、什邡数章。因此都是现场的匆匆扫描，惨状、挖人、人怎么死的这么一条线，所讲述的故事，基本也都是别的纸质媒体及电视媒体早已经讲述过的，只是又重复一遍，增添了一些细节，而且还缺少感动人的典型故事，所以这又不是用更多的细节能弥补的了。从整体上看，《三联》未能把这场罕见的大地震还原，在记录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对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叙述，就显得乏力。或者说，它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些东西。我注意到《三联》这期连一张尸体的照片也基本没有出现（这就是人文关怀吗？）。据说有读者希望《三联》“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朱伟主编说，“而在我看，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这大概表达了《三联》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但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在辩解，因为没有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外在的干预的话，心底不会去想着追问几个“为什么”？而广大读者此刻也最想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只能说，报道此类新闻事件，向来不是《三联》的长项。也许我们只能说，在权力和市场面前，《三联》有些耍滑头了。

而《财经》则要做得专业和老道一些，相对于《三联》浮光掠影的泛情式报道，财经做的是一个相对冷静的调查型的报道，这是它擅长的类型，也是体现周刊特色的类型，主体部分分成目击篇、救援篇、科技篇、防疫篇、经济篇等几章。《财经》地震专刊的总题叫《震撼中国——转型期中国遭遇的这场最大灾难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是别的诸多媒体没有去做或没有能力去做的。除了还原事实，它还有一篇评论，叫《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这是《三联》没有的。实际上，人们普遍感到，这次抗震救灾，中国人的心灵的确都太好了，中国人也真是太聪明太伟大了，但相较之下，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比如有西方媒体认为，能做到这样，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不过，在某些制度上，是不是还需要总结的呢？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能力和才情，以及我们受制于体制的痛苦，而不是相反，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吧。比如，《财经》提出，今后能否建立一个综合协调的巨灾风险管理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财经》的附刊《LENS》，刊出了四十九幅汶川大地震的现场照片——实际上，虽然都过去半个月了，我才正是从这些独家而颇有震撼力的照片上，第一次真切地领略了这场大地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财经》没有回避尸体，挖了半天挖出来的学生尸体，肿胀的女性尸体，两个女孩被压死后的特写，但它的展示是人道的，如实而没有回避地揭示了人类面对大自然的脆弱。真实，这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幅照片，是一位农村灾民背负着电视机逃离灾区。我觉得，这隐含地表达了一种观点，也就是城乡差距在中国的显现。试想，如果大地震发生在城市，哪个幸存的居民又会去把一台电视机当作宝贝抢出来背走呢？我想这里面就有了周刊的理性。或言，一讲理性就等于反思，而反思就意味着冷漠。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财经》的报道在五十年后来看还是站得住的，不能说就没有丰碑的意义。但《三联》基本上只是写了一些人所共知的表面现象。

不过，不管怎样，《三联》和《财经》都是我十分尊敬而钟爱的刊物，我的苛刻，正是出于对它们的喜爱吧。在它们面前，我们还要谦虚地多多学习，写得好，不要光自己关起门来表扬自己，说什么“别人都无法超越”，跟韩国救援队似的。

火星上没有地震......只有死人和军队

也许是地上的事情牵扯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在今天的《XX日报》上，我没有看到有关美国“凤凰”号登陆火星的新闻，虽然，这件事情不仅是美国人的事情，而也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一件大事情，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它。稍微了解人类宇宙探索史的人都明白“凤凰”号登陆火星之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意义，虽然它对中国的抗震救灾没有直接作用。虽然如此，但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上，这件历史性的事件没有得到一星星的记录。这天《XX日报》前前后后的十六个版几乎都被弘扬抗震救灾伟大民族精神的文字充满了，激昂地展示着各种各样的“英雄谱”和“光荣榜”，包括它的国际副刊，主题也是“大爱无疆，世界与中国同在”，写了全世界的政要、老板、人民如何地支援中国、支持中国、盛赞中国……总之，中国又一次成为着世界的中心了。那么，在世界与中国同在之时，中国如何才能与世界同在呢？并不是说《XX日报》不报道有关火星的消息，才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整个抗震救灾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充满了玄机。那么大的地震似乎也没有能够回答这个奥妙无穷的问题。这方面的议论已经很多了，这里就不再说了。

今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短信：“这已经是第三次进映秀了，现在这些地方只有死人和军队，像极了曾经看过的灾难电影，当初的亢奋早没了，慢慢平静之后，人不知道会变得更坚韧还是更冷漠……或者该崩溃的就崩溃了，总之是可怕的气氛。”我一边回信说“会好的”、“坚持住”，一边毛骨悚然，她的这条短信，使我觉得《XX日报》那些文字变得好是陌生，仿佛是外星世界了。她说得太真实了。而周围已经在庆功了。这使我觉得汶川也像是外星世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仍然缺乏这种外星世界似的真实。也许这今后只有在科幻小说中能读到吧。我于是想起了布雷德布里的《火星编年史》里面那些死去的火星人和死去的火星城市。他们的幽灵在漆黑的夜里与人类狭路相逢。那些运河中倒映出了他们凋零的影子。另外，斯坦利·罗宾逊在他的火星三部曲中描述的情形也历历在目：美、俄、日等国的宇航员飞往火星，建设了一个人类共同体。那是一个伊甸园。地球人在火星上开始了新的创世纪。这里面，自然是没有中国人的。以美国人为首的一些人时刻都在想着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据说一个原因是火星的地壳板块运动早已停止了，这颗行星上面不会发生大地震。

对地震局为何未能预报汶川地震的一点猜想

地震局没有作出短期临震预报，地震无法预报，地震预报在世界上还是难题……这些是汶川大地震后，在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说法。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书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地震预报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但要想准确预报地震，“我敢说最近十年是不可能了”。这我相信。我们未来十年注定是要生活在对未知的恐惧中了。

没有临短预报，但中期预报呢？长期预报呢？民间认为还是有的，一说是耿庆国，这位地震学家依据旱震关系的理论，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上，作出“在一年内（二零零八年五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六至七级地震”的预报，而且，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五月八日（前后十天以内）”。我无法判断网上这篇文章的真假，我手上也只有一篇耿庆国的论文，写于一九八九年，讲了他根据旱震关系成功预测八八年地震的事例。

另外，是《美国国家地理》的最新文章，称汶川地震之前的约十个月，科学家们通过仔细研究卫星图像，且对四川省的地壳断层的十年来的深度和活动研究之后，发出了地震警告。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中期的《地壳》杂志上，中国、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写道：“断层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它的潜力将成为爆发区域性地震的来源。”科学家的结论是，地壳撞击的能量在北川聚积，并将以地震的形式释放出来。

此外，网上还流传有人根据翁文波院士的可公度原理，作出的关于二零零八年川滇一带将发生六点七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但中国地震局也有话说：发布在网上的不作数，没有向地震局汇报的也不作数，因为地震局专门有一个部门是处理这种汇报的。退一万步说就算汇报了、处理了，上述这些也不是短临预报，而是中长期预报。我国中长期预报是有一些成效的，但要作出短临预报还是很困难的。（所谓长期预报指的是震前几年至几十年的预报，中期指的是几个月至几年，短期指的是几个月，临震预报指的是几天。）那么，耿庆国啊你们既然都作了中期预报，汶川大地震前几天怎么又不站出来说话呢？

其实，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前，地震学家谈及地震预报，还常常是充满信心的。同事们找到资料，也就是以前由权威媒体发布的报道，比如有一篇《中国科学家临震预报取得“激动人心”的成果》（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六日）说，地震学家对当年五月四日日本冲绳和四月十四日河北唐山地震作出了成功预报。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七年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卫星预报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和中国气象局卫星中心协作，共作出了八十次临短地震预报，其中时间、震中、震级三要素都准确的有四十一次。另据《中国地震学家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一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丁鉴梅研究员对记者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国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震监测预报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就在于所有的地震都是有前兆的，并且地震所释放的巨大能量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何永年则说，“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的二十年中，中国地震部门先后十次对六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进行了成功的预报，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减灾实效。”这里面包括一九七六年八月四川松潘、平武（距汶川不远）的七点二级地震的预报，由于采取了措施，仅死亡二十三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媒体报道了对二零零三年云南大姚六点二级地震、同年甘肃民乐六点一级地震、二零零七年云南宁洱六点四级地震等作出的成功预报及采取的减灾措施。当然了，这些成功的先例并不表明汶川地震也能被准确预报。科学家还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某些类型的地震作出预报。但问题是，目前，齐声否认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使人觉得好像刻意在掩饰什么——其实这大可不必。

实际上，汶川地震后，专家们都承认，从大的方面看，汶川处在中国南北地震带上，从小的方面看，又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这里发生地震的几率较高”。但问题在于，在这一带是不是没有实施足够的监测包括群测群防呢？从震后的公开报道上看不到这方面的信息。据中国地震信息网介绍，自有地震记载以来，汶川周边两百公里内发生过八次七级以上地震（包括本世纪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七六年的茂县和松平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学术界有一个强震回归周期通常会比较漫长的理论，大概认为能量已被释放，短期内不会再震了吧？另外也许是为了奥运，地震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所谓的“首都圈”上面吧？

实际上，我国西部才是世界上大陆地震最活跃、最强烈和最集中的地区，四川是我国地震多发省份，至少，基于长期预报的防震工作是有意义的。美国地震学家琼斯日前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长期预报的主要作用是指导该地区的建筑物抗震设防，假如预测未来五十年内，某一地区可能会发生一次八级大地震，那么这个地区的建筑物基本上就多要按照这一抗震标准建造。日本作为地震多发国家，长期预报的研究工作居世界前沿，建筑物的抗震性都十分科学。美国也做得比较好。那么关于长期预报，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份资料，就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一九八九年度中国地震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它预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中国大陆地区将发生十余次七级以上大震，乃至一二次、二三次八级以上地震，新高潮中强震活动的主体地区主要在我国西部地区。目前来看，这个预报大致得到了印证。

但实际的防震减灾工作，在四川西部一带，究竟做得怎样，现在无人通报。到底能不能对汶川地震作出中长期及临短预报，现在也无人通报。地震局的其他工作是否都做到位了，现在更无人通报。但我理解地震局也是有苦衷的。你想一想，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年薪就是六千多万块钱，中国地震局的科学家才拿多少呢？还有汶川县负责搞地震的干部才拿多少呢？还有那些亲属都死光了自己却还在救人的乡长村长又拿多少呢？马明哲是共产党员吗？大家要都是共产党员的话，你做的赔付工作就比我们做的预报工作具有千倍的为人民服务意义吗？而据说地震造成的损失还是不赔付的。现在很多人为人民服务时不愿意好好服务，莫不是与这种情绪有关的吗？但马明哲是不是共产党员并不重要，反正网上也查不到，他作为资本家才最重要。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至少，总之，都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你要让背着地震废墟一样沉重房贷的地震学家去做好地震预报，他未必不会分心。他会老在那里苦苦琢磨：马明哲是不是共产党员呢？是，还是不是？他是资本家吗？是，还是不是？他要不是共产党员，牛明哲、朱明哲……又是不是呢？为人民服务咋就有这么大的价位差呢？于是地震学家就陷入了薛定谔猫一般的迷惑。但他慢慢想也就逐渐想明白了：哦，原来真正的断层在这里呢，是马明哲引起汶川地震的呀，怪不得莫办法预报了。

谁还应该为汶川大地震赎罪

随着抗震救灾的深入，这些天里我越来越觉得肉食难以下咽了。每天脑海里出现得最多的景象，就是四川老乡们压在废墟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而不知情的狗儿们叼着尸块跑来跑去，据说还有两三万人没有找到。我很清楚这些四川老乡平时吃苦耐劳，又乐乐观观，一般来说还比较幽默。生活再苦，打一圈麻将也就对付过去了。但他们却遭此横祸，或如朱学勤说的“天谴”。这还是发生在四川，要是在别的地方，恐怕更惨吧。平时在山沟沟里吃苦惯了，四川老乡的生存欲望和能力是如此的强，所以这回有了比唐山大地震更多的生还奇迹的报道。被埋一百小时的、两百小时的，生还了。还有小孩子背着两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从震中一路走路走出来的。等等。我想到了邓小平，三落三起而不服输，体现了川人性格。所以没有邓小平，哪有我们现在天天一边抗震救灾一边喝牛奶吃牛肉啃牛筋呢？哪里有什么王石之流一边捐十块钱一边还去爬山耍呢？于是又要说到房地产商了。房地产商这回捐得真是很少，实我很敬重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因为捐多捐少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还是因为他们不随大流。另外，他们怕也有苦衷，比如或许是担心某些慈善组织或者地方官员把善款给黑了吧。打着国旗走路的普通老百姓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房地产商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这些年都和一些地方官员一块儿黑伴黑、黑吃黑，早看透了。所以他们捐得很少，虽然房屋倒塌那么多，特别是学校倒塌那么多。这都可以理解。人们骂他们捐少了，主要不是嫌他们现在太富了，而是认为他们之前太黑了。

正好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的五月十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地震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里就要说到技术含量的问题了。当时，提交会议的一份资料显示，四川省的对抗震防灾对策认为，龙门断裂带等三条断裂带的存在使四川成为多震省份。全省一百九十二个市县中，有七十一个市县分布在七度及其以上地震区内，其中，八度区十二个，九度区七个，十度区三个。所以除了地震预报外，工作的重心是加强房屋工程抗震设防，重点加固党政机关、中小学教学楼和住宅等，并要求乡村的公共建筑如学校、医院应由正规设计和施工单位承担建设。国家当时也判断，在预报问题尚未真正解决的情况下，我国抗震防灾的重点是提高建筑物、工程、设备的抗震能力和城市、企业的综合抗震能力，并为此作出了规划。其依据也是有的，比如一九七六年的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震中烈度达十一度，但凡是进行了加固的工业厂房和民用建筑没有一栋遭到破坏。一九二三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为里氏八点二级，但七百一十栋进行了抗震设防的大楼，震后完好无损的占百分之七十五，有不同程度破坏的占百分之二十三，只有百分之二全毁（这回在汶川极震区也有由汉龙公司十年前承建的五栋希望小学一栋未倒且学生全部安然无恙的消息，报道中还有该公司监造人与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掺假的不法建筑商进行坚决斗争而取得胜利的描述）。一九八八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认为应把六度区也列为地震区，对其建筑进行抗震加固，并认为“目前国家财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当时还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的是“国家财力”（二十年前的国家财力与现在相比可真是无法同日而语啊），但后来住房商品化了，房地产商也在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介入进来了。各地严重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成为了近些年媒体报道的焦点话题。但现在房地产商显然并不准备赎罪，因为据说他们也盖了一些很高质量的现代及后现代建筑，有的是能抗八级地震的。那么官员们呢？他们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吗？有关部门近日再度调高了汶川地震震级，称其比唐山大地震更厉害，这就是房屋不倒也得倒的最有说服力的科学理由。所以官员也没有什么可作更多说明的。既然朱学勤说这是“天谴”，那么，我可怜的四川老乡，你们的魂魄就去找老天爷，请他说声对不起吧。

科幻作家在汶川地震中的反应

地震发生后的十天中，查看科幻作家的博客，发现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比如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样，高喊“各条战线战天斗地，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或者痛哭呼叫大喊四川加油中国崛起呀什么的，而多少显得冷静一些，虽然，也有科幻作家身负重伤，也有科幻作家的亲人死去。
凌晨的博客上关于地震的文章，只有一篇“网线在人在”，说地震后，“正在《魔兽世界》中游戏的同事，顺手截下了玩家喊地震躲避的画面。敲击键盘的声音，又渐渐平稳而连续了”。
杨平没有发表什么评论或感想，只是把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贴了出来，表示哀悼。
星河也没有发表一个字的有关地震的评论或感想，只是把自己以前写的一篇关于预防地震的科幻小说《动若脱兔》重新贴了出来。小说对防震减灾有很专业的描述，提出的“导”的解决方案也很有思考性。
吴岩的博客，主要是连续地向大家报告了科幻编辑、作家平安或受伤的消息。除此之外，只有一篇冷静的评论：《从“灾难救助”反思中国的“学科歧视”》，很专业很理性地讲应对性学科与非应对性学科的问题，揭示出这次救灾中的一个重大不足。这样的文章在目前尚属难得。
而在惯于描述人类整体性毁灭的大刘的博客上，则根本连一篇关于地震的文章都没有。
大角的博客上也没有相关文章。
看来只有我在这里呼天抢地。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幻作家了。
科幻作家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地震，就全球范围来看，并不是异态，而是常态，更在科幻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见惯不惊，早有思想准备。
科幻作家更关心的是科学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拿消逝的生命到电视舞台上来煽情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光讲人命关天没有太大用处，如果不用专业的科学方法去解决问题的话，下一场大地震还是只会眼睁睁看着本可以挽救的生命一个个死去。
我猜测，这次灾害应对的科技含量不够，使科幻作家们打不起精神来。
比如，最让科幻作家感到重视的是地震预报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信息仍然不太透明。
比如，十万大军在地震废墟上使用的手段，还主要是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办法：手刨。
比如，来自小松左京的故乡的、带着先进设备的日本救援队连一个活人也没有救出（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比如，诸多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欠缺技术对策的说明。
比如，等到尸体都掩埋了百分之八十了，才公布处理办法。
比如，在惊慌中对尸体进行大批的匆匆掩埋。但是，认为尸体是传染病的根源，这种看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
总之，都缺乏技术含量。或言，科幻作家是冷血的，他们在各个自我设计的世界中见到了太多的死亡，他们总是把人类整体置于绝地和灭亡之境。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国家还是欠缺了一些科幻作家的理性、智慧和前瞻，不然可能会好一些吧，或会少一些事后悲痛的吧。平时本职工作做得松松垮垮，一点儿专业性也没有，灾难发生后只会全身抖颤着站在国旗前面流泪，这又有什么用呢？那样制造出来一些氢氧化合物和钠离子，我看今后对提高专业水平也不会产生太多实际作用。这恐怕才是汶川的死难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吧。

多难并不一定兴邦

昨天我看到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很奇怪的月亮，因为北京的沙尘天气，昏黄迷离。我从未见过这样难看的月亮，甚至格外恐怖。地震局那些诡异的科学家就是因为这个月亮，因为月亮的引潮力，而壮着胆子作出预报称昨天要发生强烈余震的吧。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疯狂地撤退，像成都重庆一些路段，交通都堵塞了。不知怎么，我忽然想到有五个娃娃此刻正穿得红红绿绿，跳着脚在月光照耀下的空寂的地震废墟上，笑嘻嘻地挖出尸体来吃。而北京除了偶尔可见的半旗，一切如常。街头无处不在的霓虹灯不停地变幻出溢彩流光。宾馆酒楼里杯觥交错。洗浴中心开门揖客。奥运场馆正在试灯。地铁到站一开门便立时拥入发疯般的人们，把欲下车的乘客给堵了回去。街头巷尾许多人喜笑颜开，谈论着家长里短。附近的体育馆里，下班的人们在欢呼着打羽毛球、乒乓球。我怀疑也许是缅甸在举行国殇吧。以前，我问过一个问题：唐山大地震真的发生过吗？接下来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汶川大地震真的发生过吗？其实有个道理不知道为何大家经历了这么多还都不明白：多难并不一定兴邦。四人帮并不是唐山大地震推翻的。我们之有今天基本取决于个别领袖的直觉。而中国五千年的兴邦史，一直被这样三件事儿打断：战争、自然灾害、政治人祸。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在灾难中往往会团结起来，像韩红讲的，汶川地震中“中国人终于团结在一起了”。连歌星也知道用“终于”这词儿，汶川遇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吧，连抗日战争和鸦片战争的牺牲者也终于可以瞑目了吧。如联合早报文章所言，前几年中国社会突然遭遇非典，上下一心共同对抗突发灾难，那段时间，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退让到第二位，无关紧要的会没有了……学生的关心也集中到自己的生存安危上，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写出来的东西有自己的生命感受，容易打动人心。非典过后，一切照旧，官僚体制又开始出来垄断生活的一切细节……这些天里，一些人流着热眼写文章，说经过汶川大地震，中国崛起了，中国成熟了，中国怎么怎么了。看到这些文字，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五个龇牙裂嘴诡笑不已的大头娃娃。领导都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要长期存在，你们咋就那样子因为一场地震而兴奋不迭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嘛。

怎样才是最好的哀悼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我在想怎样才算是对地震遇难者最好的哀悼。哀悼死者并不能使其复生，而重要的还是为活着的人。七天已经过去，科学地讲，生还的希望已不算太大，而温总理要求成立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想都是一个转折。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救灾，也需要有一些人来研究和思考。不能再以救人为由，等到救灾结束后才来总结和思考。从以前发生的灾害来看，到了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来总结和思考，而往往只有庆功。年初的雪灾不是这样的吗？各行各业除了捐钱，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多思考一些东西。比如记者应该考虑写一些有深度的文章，看看这次灾难会给整个中国带来什么变化。科技工作者应该想一想怎样才能做出创新和发明，今后在灾害中能用上。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也应该用文艺的方式来表现灾难（正如很多最深刻地思考原子弹爆炸的文章都是文学作品）。而作为科幻作家，则有责任从现在起就进一步把地震当作科幻的题材（中国每次灾难都很惨，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小松左京《日本沉没》那样的科幻作品）。这样才能从一次一次的浅薄的爱国主义中走出来。科幻作家关心着人类的命运，我们通过很描述未来的灾难来提醒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地震一直是一个主题。但遗憾的是，从这次灾害的发生来看，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很多有可能避免的伤亡，没有得到避免。最简单的是，从报道中看，许多的老师都是带着学生往外面跑，并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去带学生往外面跑。而只要稍有地震知识就不会这样做的。同事说，有一位四川某市的副市长还从外地打电话回去，让人赶快坐电梯下去！我曾在《瞭望东方周刊》开“未来”专栏，二零零四年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须防巨灾》，提醒人们注意预防那种各类灾害中最高级别的灾害和接近最高级别的灾害，如发生在人烟稠密和经济发达之区，则死亡人数可达万人以上和（或）经济损失可达百亿元以上的灾害。其中，指出城市大地震是群灾之首。而十几年前，郭增建、秦保燕、李革平等科学家便提出了“未来灾害学”，呼吁好好研究和防御地震等大灾难，但此门学问从来没有进入市场，更没有进入官场。因此最后倒霉的常常是老百姓。像有些城市，建筑物依山而建，高大密集，人员难以有效疏散，当年战争时期，就造成大量伤亡。灾害学本应是当地政要的一门必修课，然而，至今，部分官员似仍懵懂。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已经使防御巨灾的话题变得尖锐了。仅仅企业的一次事故，就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几万人、十几万人疏散，这样的成本，是很大了。科幻作家一直在呼吁这方面应有创新的思维和未雨绸缪的准备。为了活着的人，在此全国哀悼日之际，是思考的时候了。需要面对真实，流泪无助于事。只有这样，在天之灵才能得到安慰。

七天了，汶川的尸海

震后第七天。灵魂踏上了中阴之旅。我会想到“尸海”一词，这是我三月底心血来潮开始写的一个小说中的章节的标题，就是讲大批大批的中国人突然都死了，成了尸体的海洋，高高低低地摞在城市乡村中，久久睡着了，没有人管，直到烂掉。昨天，凤凰卫视上已出现了往大坑里集体填埋尸体的眩晕场面，这又是一个黑暗的暗示了。我常常是每写一个字，都会觉得就有好多四川老乡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会想到是自己躺在废墟中。虽然偶尔仍有奇迹发生的报道（包括路透社发了一组武警战士挖到一只幸存的小狗的照片），但就连带着先进仪器的日韩俄新四支国际救援队也没有挖到活人。昨天夜里十一点我编完了日本救援队开展工作的稿件，他们正冒着大雷雨前往北川（我为他们以及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感到担心）。他们已被警告北川县城里的尸臭味会很大。日本人的工作方式似乎与中国人不同，十六日下午到达青川，就在一座废墟上，用生命探测器探到被埋的人已无生命迹象，但他们依然做出决定，要把埋着的两具尸体挖出来，冒着余震彻夜地干，用了整整十六个小时，三班倒地轮替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终于挖出了一个妇女和她刚出生七十五天的女婴的尸体。日本人这时全体向这尸体默哀。日本人真认真啊。也许是太认真了。千里迢迢而来，只是用这格外宝贵的时间和力量锲而不舍地挖掘已经确认死亡的尸体！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挖活人呢？是没有被安排吗？这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据前方的记者讲，这些日本人十分敬业，有“拼命三郎”的感觉……另外，秘鲁已决定向中国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而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就破七了……还有许多的散布的村子无法抵达。总书记要救援者就是用两条腿也要走过去。水库溃坝和疫病流行都成了危险的课题……巨龙已经抬头了。我和同事们担心华北会不会什么时候也来一场大地震，就像一九七六年，一年中接连发生三场七级以上的地震。但很多人接下来要忙的是请功吧，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某些商业网站、机构和个人已经敏捷地抓住它了……感到只要时间一过，中国又迅速地会回到原样，多少人还会说“我们都是汶川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