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的博客

诡异的边缘

《三联生活周刊》的汶川地震专刊似乎出得晚了一些。在5月26日出版的这一期的上面，才看到了有关的报道。而前一期即5月19日出的那期，没有一个字与地震有关，以致于有同事愤怒地说今后再不看《三联》了（另一个遭到同样的批评的是《读者》）。虽然周刊通常会提前出版几天，但仍然应该有时间在最后一刻换版，哪怕有几张照片、有一篇评论的吧。但也许是我们通常对《三联》的期望则在是太高了吧。我们实在是太爱《三联》了。但是，对于5月26日的这期，虽然也充满期待，并且它也的确有不少值得嘉赞之处，但读后总体比较失望。虽是地震专刊，但主要是《三联》的几名记者在四川的个人见闻，整个报道的主体，按地点分为映秀、汶川、北川、彭州、什邡数章。因此都是现场的匆匆扫描，惨状、挖人、人怎么死的这么一条线，所讲述的故事，基本也都是别的纸质媒体及电视媒体早已经讲述过的，只是又重复一遍，增添了一些细节，而且还缺少感动人的典型故事，所以这又不是用更多的细节能弥补的了。从整体上看，《三联》未能把这场罕见的大地震还原，在记录上存在一些遗憾，因此，对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生活改变的叙述，就显得乏力。或者说，它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些东西。我注意到《三联》这期连一张尸体的照片也基本没有出现（这就是人文关怀吗？）。据说有读者希望《三联》“能超越这场灾难去深入追问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朱伟主编说，“而在我看，即使今天，大地震发生快两周后，这种反思也太过居高临下地冷静”，“我由此对编辑部说，在这样的伤害面前，我宁肯要不冷静的声音。冷静也许是理智的，但其中有冷漠，我不喜欢冷漠。”这大概表达了《三联》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但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在辩解，因为没有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外在的干预的话，心底不会去想着追问几个“为什么”？而广大读者此刻也最想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只能说，报道此类新闻事件，向来不是《三联》的长项。也许我们只能说，在权力和市场面前，《三联》有些耍滑头了。

而《财经》则要做得专业和老道一些，相对于《三联》浮光掠影的泛情式报道，财经做的是一个相对冷静的调查型的报道，这是它擅长的类型，也是体现周刊特色的类型，主体部分分成目击篇、救援篇、科技篇、防疫篇、经济篇等几章。《财经》地震专刊的总题叫《震撼中国——转型期中国遭遇的这场最大灾难告诉了我们什么》，这是别的诸多媒体没有去做或没有能力去做的。除了还原事实，它还有一篇评论，叫《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这是《三联》没有的。实际上，人们普遍感到，这次抗震救灾，中国人的心灵的确都太好了，中国人也真是太聪明太伟大了，但相较之下，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发挥了什么作用，比如有西方媒体认为，能做到这样，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不过，在某些制度上，是不是还需要总结的呢？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能力和才情，以及我们受制于体制的痛苦，而不是相反，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吧。比如，《财经》提出，今后能否建立一个综合协调的巨灾风险管理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财经》的附刊《LENS》，刊出了四十九幅汶川大地震的现场照片——实际上，虽然都过去半个月了，我才正是从这些独家而颇有震撼力的照片上，第一次真切地领略了这场大地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财经》没有回避尸体，挖了半天挖出来的学生尸体，肿胀的女性尸体，两个女孩被压死后的特写，但它的展示是人道的，如实而没有回避地揭示了人类面对大自然的脆弱。真实，这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幅照片，是一位农村灾民背负着电视机逃离灾区。我觉得，这隐含地表达了一种观点，也就是城乡差距在中国的显现。试想，如果大地震发生在城市，哪个幸存的居民又会去把一台电视机当作宝贝抢出来背走呢？我想这里面就有了周刊的理性。或言，一讲理性就等于反思，而反思就意味着冷漠。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财经》的报道在五十年后来看还是站得住的，不能说就没有丰碑的意义。但《三联》基本上只是写了一些人所共知的表面现象。

不过，不管怎样，《三联》和《财经》都是我十分尊敬而钟爱的刊物，我的苛刻，正是出于对它们的喜爱吧。在它们面前，我们还要谦虚地多多学习，写得好，不要光自己关起门来表扬自己，说什么“别人都无法超越”，跟韩国救援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