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新航站楼犹如县城火车站

为奥运而兴建的国航首都新航站(T3航站楼)颇有未来主义风格,好像海茵莱因的科幻。进去后感觉则如县城火车站,而且就连火车站的候车室都比它方便。只见许多人席地而坐,或坐在行李车上。办登机牌排队刚排到一半,售票员就说机器坏了。换队又排,从下午两点二十排到三点二十才换到牌。人们赶集一般走来走去。拿话筒吆喝的人也上场了。黑板报也上场了。



严格只准带一件随身小行李的新规定正在实行。安检人员人多势众,如临大敌,冷着面孔:“有电脑吗?拿出来吧!”我提议,北京都要开奥运了,对乘客应该说“请”。她诡异地冲我一笑。对了,这天是五月三号,而奥运圣火从四日起就要在中国境内传递了。


候机厅里不断地回荡着“我们抱歉地通知……”自然,我们选择的国航飞机也晚点了,而且同样是“由于天气原因”(而我们来之前打电话询问时,机场答曰“只要不下雾肯定可以准时飞”)。只要是有民航工作人员的柜台差不多都在吵架。
正好借机参观国航的新航站楼。总的感觉是眼花缭乱,到处都是奥运商品。售货员身穿制式的红色运动衣,使人想起火炬护跑手。福娃则被做成类似毛主席像章或者释迦牟尼佛像那样的东西,令我深受感动,举相机正欲拍下来,立时便有“火炬护跑手”冲上来厉声喝止。


飞机久久不至,大家都饥渴了,排队在小卖店买饮料食品。我于是认为民航禁止乘客随身带饮料,恐怕还是为了刺激机场内需吧(我注意到机场的自助饮水处只画了个滴水的龙头却似乎故意不注明是饮水用的,至少给我的感觉是用来洗小脏手的)。我也加入了排队人群,买了一瓶外面卖三元而这里卖五元的汽水。看到内需这么旺盛,我又一次准备照相,好带回去向领导汇报,不料又有“火炬护跑手”冲上来,表情肃穆地喝止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因为这一定是反恐的需要。谁能断定我不是一个伊东运特务呢?如果把新航站楼的细节拍下来送给恐怖组织,到时候再把炸弹运进来,北京奥运会就麻烦了。
本该四点钟起飞的飞机,到了晚上七点还没有见到影子。问讯处那里一问三不知。最后广播说可以持登机牌去领免费盒饭和饮料。却只说两遍中文,好像是要考候机外国人的HSK(针对外国人的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双截棍》听两遍,《菊花台》只准听一遍。”
机场始终笼罩在量子力学一般的不确定性中……到了晚上十点钟,电子显示牌显示航班取消了。同伴看到了,便去询问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还振振有词:十点半你们就可以飞了!我们告知他已取消了,他才说,哦,是吗?那以显示牌上的为准吧。当天下午到晚上新航站楼里至少有十二个航班取消,但始终没有一个广播通知,也没有人来解释原因,那些傻坐着等的外国人更是一头雾水,看上去个个都像家乐福的员工。

于是出安检通道,折回大厅,看见几百人围着等退票,又有几百人围着等改签,还有几百人围着等退回来的托运行李。乘客们嚷嚷:“我们可以理解天气原因,但不能理解民航的服务态度!”有乘客就差动手打人了。民航也不安排车子送大家,也不安排住宿。我们这一行里,有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的领导,也急了,机场经理于是恍然大悟,说:“政协是我们的领导呀!你们不就是要飞到XX吗?要不嫌晚再给你们并一班!”(原来,民航总局局长和副局长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带着我们到一个地方悄悄给改签了,说“我尽到责任了”。
重新走一遍安检。机场与晚餐一起送的一瓶免费汽水被扣下了,而我自己买的那瓶汽水(喝了一半)则顺利通关,最后被我带上了飞机。我心想,我要是恐怖分子,瓶子里要是装的汽油……
飞机,空着还有好多座位的飞机,半夜一点钟时降落到了目的地机场。旅途中我一边阅读《中国之翼》上的《国航宣言:全面保障迎接奥运》的文章,一边沉思着一个科幻命题:如果是天气原因取消航班,为何这一架又能飞呢?难道是观测者使得海森堡的波函数塌缩了吗?然后等着取托运行李,结果行李也不见踪影。一问,大家所有的行李都不在这航班上(转签时机场经理说是肯定能随机走的)。由于文件材料都在行李里,第二天的会议也开不成了。
四日全天的日程只好改成了游览。全国政协办公厅不断向民航总局去电话请他们帮忙认真查找“委员们的行李”。民航领导很重视,答应立即督办此事。终于,行李在五日凌晨快一点时回到了我们手上。
回复

哈哈,“火炬护跑手”这个命名有意思。